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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川表示:“我相信今天的合作出版图书只是一个开始,共同培养更多的人才是我们的大目标。
但如果是想用红包做推广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毕竟目前的个人定制红包封面没有引流入口就是一个没办法忽略的缺点,不能直接跳转,这就意味着宣传效果的降低,目标用户的流失。
好在这也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宣传,1元钱的红包封面,用户拥有3个月的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可以无数次用它发红包,也就是说用户使用红包越多,曝光越多,这1元钱的投入也就越值。
1元钱买一个未来3个月触达用户的机会,再想到红包在春节期间的使用频次,估计不少个人创作者都会动心的。
再想到「封面故事支持跳转公众号/小程序」功能是在红包封面上线半年后有的,那我们似乎也可以期待一下红包封面未来可以直接跳转视频号,不然要求个人创作者做封面还得先有个视频号是为什么?
金梅
来源/砺石商业评论libusiness
在出版总署的大院里,前来“讨个说法”的高晓松和刘欢像个烫手的山芋。没人管,脸大也没用。经过20年的苦苦挣扎,高晓松终于盼来了法治时代。然而坐进阿里音乐董事长办公室的高晓松,却开始承受版权之重,演绎了一个真人版的《秋菊打官司》。
20世纪90年代,高晓松在旺盛的创作期为刘欢写下《好风长吟》,谁料盗版成灾,申诉无门。
“电影有国家电影局,上面还有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管着,可音乐连个处、科、股都没有”。高晓松回忆,他和刘欢“两脸加一块一平方米那么大”的大腕,最后辗转找到出版总署大院,可两大名人连个愿意接待的人都没有。终于一位工作人员打破僵局声称愿意“研究一下”。看着两位大腕期待的眼神,他很快无奈地坦言:“其实研究也没有用,我们没办法给人家罚款,没发票,执法队都没有”。
正道走不通,高晓松跑去杭州,约见国内数个盗版商。谈判不是颐指气使,而是低声下气:“大哥们,让我们先卖10天,咱们盗版再上,行么?”对方理直气壮地回答:“不行,就给你5天!”“5天根本不够回本,如果创作者死了,你们盗版谁去?”盗版商细细一想,感觉有道理,动摇了:“那就一礼拜,你们一礼拜,我们就上。”
这场残酷又讽刺的商业谈判,高晓松在很多场合提过很多次,颇有一些黑帮小说的气息。版权保护不够完善的音乐领域,创作者的生存困境,一目了然。在版权保护、产业链条相对完善的电影领域,“头部创作者”享受到了巨大红利,1999年,刘晓庆的名字竟然挂在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首富排行榜上,虽然很快被胡润榜单踢出首富榜,但其财富创造能力可见一斑。
高晓松显然不够“好命”,自己辛辛苦苦写歌,还要看盗版商的脸色吃饭。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开始蓬勃兴起,这个孕育了巨大商机和数位互联网巨头的时代,让众多人逆天改命。然而,高晓松们这些传统音乐人却迎来了更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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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生瓜蛋子”的野蛮时代
“跟盗版商还能谈一谈,他们也是江湖人,大家也懂事,但IT这帮生瓜蛋子,一上来就盗版正版一块打,最后大家都躺在那里,一起死了。”更可怕的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时代潮流的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音乐付费的习惯。2000年以后,互联网崛起的新生力量,让高晓松这个敢跟盗版商约架的资深顽主也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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