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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楼后合事佬会自动打电话告知任务成功。
两人完全是在用爱发电。
大家喝酒、吹牛、谈恋爱,情到浓时就用烟头烫自己胳膊。保守估计,宋柯的胳膊上有6个疤,高晓松耐燃性更高,有20个。宋柯说,年轻的时候她觉得这和纹身是一个意思,只不过纹身更好看而已。
在麦田难以为继的时候,高晓松又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宋柯牵线华纳唱片。
华纳中国副总的身份,让宋柯在内地音乐圈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了真正的音乐大佬。
宋柯愿意把商人、理性的标签搁在自己身上,和高晓松的骚柔和扭曲力场有意识地划清界限。但华纳的同事詹华,以及软银赛富的投资人羊东,提到宋柯,最后都会落到他的感性。
在和刀郎谈论那笔合作的时候,宋柯原本有机会拿到刀郎的所有合约,之所以只签了新技术版权合约,想法很简单,“当时突然想到自己的公司刚起步时,那时候我把朴树做红了,然后出现一个出价更高的人买走了朴树,那时我的心里是不舒服的。”
宋柯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52岁,先有四个女儿。老来得子,老父亲决心把宋柯揍成一个男人,当时他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没有“爱”这个词,只有爱党爱国家,没有爱父亲、爱儿子。成长环境让宋柯对情感的表达羞于开口。理性是一种不由分说的正确。
高晓松的成长环境则恰恰相反。在他的《矮大紧指北》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少年时代的高晓松,心情愉快地走在冬季的大街上,忽然间“当”的一声,他眼前一片发黑,一摸脸,满手是血。他四处看了半天,结果发现是一个大白菜帮子砸到了自己的脑袋,冬储的大白菜冻得像块砖。
高晓松血流满面地冲到卫生所。护士心疼地在他的脑袋上竖着缠了一圈绷带,高晓松立即想起电影里败退的敌军才竖着绑绷带,革命英雄都是横着绑。于是他就要求护士横着再绑一圈,护士说:“横的地儿你也没受伤啊。”高晓松非常坚持:“我没受伤我也得这么绑。”
顶着两圈绷带,高晓松自个儿回了家。他母亲一看说:“你怎么回事?”高晓松说:“走到街上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白菜帮子给开了瓢儿。”一家人什么都没说,也没找人理论,接着吃饭,没当回事。高晓松就是在这种宽松环境中长大。
他说,那次开瓢儿,让自己的脑子彻底开窍,从此学习总是第一。
工具人
那年冬天的白菜帮子,让高晓松后来的生活平步青云,但42岁时的酒后驾驶,又让他元气大伤。
入狱前,他刚刚拍完电影《大武生》,还和许家印大老板商议了一场音乐行业的强强联手。但2011年的夏天,他蜷缩在东城看守所的铺盖卷里,一想到电影、一想到音乐,就感到焦虑,如丧考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