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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的反垄断标准,如果企业巨头继续提供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产品和服务,那么政府就不该介入监管与强行干涉。
实际上,女性占比过低,除白人、亚裔以外的人种占比过低是硅谷科技公司面临的不争事实。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问题,而是源自从数百年间家庭、学校、社群所塑造出来的性别和种族差异。这种差距理应通过各种努力缩小,而不是因为眼前的利益考虑而去变为“铁律”。这是比“政治正确”要更高层次的人类平等的要求。
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则没有人想在这种为“改变不公平而制造不公平”的竞赛中落得下风。谷歌在辞退Damore上没有太大纰漏,但是它也陷入了一种“不能宽容不宽容者”,的悖论。
一方面谷歌必须要通过制裁“错误观点”来平息纷争,一方面又等于违背自己主张的“多元化”的企业文化。不管谷歌管理层怎么做,谷歌内部的分裂依然出现。
从“不作恶”到“做正确的事”:谷歌如何改变初心?
性别议题只是谷歌面对内部价值观分裂的一个问题,后面谷歌官方在一些核心价值观问题上的决策则让其站在了全体员工的对立面上,被放在道德的审判台上反复炙烤。
2018年2月,谷歌代号为Maven的项目遭到对外泄露。这一项与国防部合作的项目意在将AI运用到军事武器当中,这既违背了AI不能用作滥杀无辜的战争武器的业界共识,又违背了谷歌自身的不作恶的价值观,一时间,超过三千名的谷歌员工签署了一封联名公开信,要求谷歌停止“ProjectMaven”项目。谷歌随后确认不再继续这一合同。
(“安卓之父”AndyRubin
同一年,被称为“安卓之父”的AndyRubin被指控性骚扰而不得不离职谷歌,但是谷歌并未按照其他性骚扰者应受处罚的方式来追究他的责任,甚至在其离职的时候仍然给与了9000万美元的巨款。这一丑闻曝光之后,谷歌在全球50个城市的两万名员工开始走上街头,抗议谷歌的这一“邪恶”行为。
这些事件的发生同时伴随着谷歌一系列的“迷惑行为”。这一年,谷歌删除了其著名的“不作恶”的座右铭,换成了“做正确的事”(Dotherightthing,但显然什么是正确的事是由其官方界定的。另外,街头抗议事件发生后,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沟通,直到2019年5月,才勉强出席了一场沟通会,但也没有对员工的问题做出什么正面回应。员工的投诉业务也从HR部门变为外包机构来负责。谷歌引以为傲的“TGIF”(谢天谢地星期五活动也改成了每月一次,并且对沟通议题进行了限制。
相应的,谷歌的“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也被推翻,2019年4月,谷歌宣布了限制文件访问政策,员工只能访问需要知道的材料,而违反者将被解雇。这可能是谷歌对几次秘密项目被泄露所做出的应对之策。
既然政策出台,谷歌就不是闹着玩的。2019年底,有四名员工被谷歌开除,官方给出的理由正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上面说的数据安全政策,看了不该看的材料,访问了不该访问的信息。但实际上,根据被解雇员工的说法,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近一年来的维权和罢工事件而遭到了政治报复。而有些员工则因为反对公司的一些决策而遭受排挤而选择主动离开,其中包括在谷歌罢工维权事件中的组织者和提出异见观点的激进主义者。
谷歌正在遭遇要发展新兴业务,比如和政府合作军用AI技术,与原有的企业价值产生了冲突,官方的作法是力求保持原样的方式悄咪咪赚钱,而那些大部分被自由开放文化感召的员工则成为谷歌“原教旨”文化的捍卫者。那么,谷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解决掉“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不宽容:谷歌终于长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曾经一度很好奇,谷歌为什么会把“不作恶”当作企业的核心价值。就在关注Gebru被“离职”的事件中,终于看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解释。
原来“不作恶”(Don'tbeevil当中的“恶”(Evil,原来是谷歌成立之初正如日中天的微软。那时的微软刚刚将网景浏览器踩在脚下。“切断网景的氧气管,把它碾碎”是当时微软内部邮件里的檄文。现在慈眉善目的首善比尔盖茨在当时的媒体和文艺作品中是科技界极恶的暴君形象。